这个坐在餐桌前、穿着松了领口的旧毛衣、用袖子擦嘴的男人，是她的父亲。

他不是一个破案天才，不是一个能在审讯室里把嫌疑人逼到墙角的高手，他只是一个退伍兵，一个刚上班几天的协警，一个连枪都没摸过的菜鸟。

但他用他的方式，在这个案子里做出了他能做出的所有贡献。

他发现了手提包，他找到了孟凡军，他跟高远一起去了王红梅的老家，他在这个案子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。

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，而是因为他认真。

他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本子上，把每一个线索都追到底，把每一个嫌疑人的每一句话都掰开了揉碎了反复地想。

这种认真，在刑警这个行当里，有时候比天才更珍贵。

“爸，”林月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像是在跟一只停在窗台上的蝴蝶说话，“你破案了。”

林建国端着粥碗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他放下碗，看着女儿那张被暖气和冷风交替吹得红扑扑的小脸，嘴角慢慢弯起一个弧度。

那不是笑，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——是一个人在经历了巨大的压力和疲惫之后，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时的那种表情，像是在漫长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，终于看到了出口的那一点亮光。

“不是爸一个人破的，”他说，“是大家一起破的。”

林月知道他说的是高远、刘建国、王桂兰、所里的每一个人。

但她心里知道，如果没有她，这个案子的节奏不会这么快，王红梅不会这么快被找到，通达物流不会被注意到——不对，通达物流还是会被注意到，但不会这么快，不会赶在那辆白色面包车被销毁之前。

她不能说这些。

她只能把这一切都藏在心里，藏在那具六岁的、小小的身体里，藏在她三十七岁的、过早苍老的灵魂深处。

等到有一天，等她长大了，等她穿上了那身制服，等她坐到了刑侦队长的位置上，她再把这些故事讲出来。

讲给谁听？

她不知道。

也许只是讲给自己听，讲给铁城冬天那些漫长而沉默的夜晚听。

奶奶从厨房里端出一盘炒鸡蛋，金黄金黄的，撒了一把葱花，香气扑鼻。